“这是规定”

2019-01-31 07:52:04

 

今天又看到有人写纪念张晓辉先生的文字，其中提到“北京清退后，张老师搬到了河北省大厂县居住……每日光上下班就要花掉六个小时”。在zxh1964所发的无数广播中，我对其中一条记忆犹新，说的是去年某会期间，他乘大巴上班，入京前车在某关卡停下安检，但不是警察上车检查，而是全体乘客下车，一个一个走进一间小黑屋内，接受身份证和行李查验，再重新上车。他说那种屈辱感前所未有。

作为一个在意和看重尊严的人，屈辱感大概是我在北京那几年最经常的感受。随手记几条，权当备忘。不是要参与前几天关于北京的讨论，因为没什么想讨论的。

 

1. 当初住北京，是因为M要写关于中国的论文。我们需要一定的文化生活，无法去二三线城市；余下的不多选项中，M选择北京，是因为那里最为简单粗暴、乱象丛生，权力结构清晰，能让她更快更好地了解真实的中国。

2. 我们住在二环边上西北偏北的地带，市井气厚重——我们不想住艺术家或是外国人扎堆的地方。除了电影资料馆和鼓楼一带（后者主要是喝酒、会友），去的最多的地方还是某广场（虽然很不情愿）：听音乐会去中山音乐堂和大剧院，看展览去国博和故宫。这是一段极其糟心的路程，比如从家到中山音乐堂，要经过五道关卡：1. 进地铁（安检），2. 进广场（安检），3. 进中山公园（询问或查票），4. 进音乐厅大堂（验票），5. 进正厅（验票）。（虽说后三道关卡系正常操作，但五道和三道的体验自是大不一样。）除了要过关卡，还常会碰到警察找茬似的证件检查。

3. 如果碰上身份证检查，我会平静地要求对方先出示警证。此举是为表达：我清楚一个公民的权利；我不怂。但十有八九，对方都会因此要求而勃然大怒、恐吓威胁。到后来，只要看到有警察，M就会挽起我的手臂，以让我免遭骚扰。此举竟屡试不爽。M身为（非expat）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多有不便，此为少数的便利之处。当然这种“便利”让人觉得屈辱。

4. 因为反感地铁安检，我们总是尽量坐公交（早先音乐堂附近还有公交站，后来取消了，只能乘地铁）。这样自然要花上更多的时间成本，好在我们不坐班，担负得起，何况公交车即便再挤再慢，也不及地铁压抑。M的中文很大一部分是在公交车上听北京大妈唠嗑学的。

5. 15年五月某日，我上午去大剧院看一场音乐会的排练，下午则跟朋友约在国博见面。从大剧院出来，在旁边的餐馆吃完午饭，离约定时间还有20多分钟，尚充裕，因为步行去国博也就十来分钟的样子。走过去发现广场突然警戒了，须从前门绕行，这样一来得走40多分钟（那天烈日当头，五月的北京已经很热了）。汗流浃背地快走到国博时，又被一警察拦住检查证件。我要其先示警证，他立马威胁咒骂。不想让朋友久等，我不再纠缠，由他检查。等进了国博，我照常把包放入安检仪，自己到一边接受人工安检。安检员握着扫描棒，性骚扰似的上下其手，等她终于扫完了，扫描仪旁的安检员又朝我喊：“您这包得打开看看！”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布袋，里面装着我从大剧院取的一本资料册，别无他物。我请对方告知开包检查的理由——既然已经扫描过了，没有违禁品，为何还要打开。“对不起，这是我们的规定。”是吗？那为什么不让其他人开包检查？“这是规定，请配合。”那好，请出示一下相关规定。对方无话可说，叫来安检的头头。头头亦是同样的说辞，而我坚持要先看相关规定，再予以配合。于是头头又叫来领导。领导来了，还带了一名手下，举着手机录像，以留下“执法”证据，于是我也拿出手机，跟其对录。领导开始也想忽悠，见搪塞无果，只好说：“你包里有纸张，我们需要看看里面的内容。”我听了还真纳闷了：“为什么？”“因为，”领导终于吐露实言，“我们担心里面是反动传单，所以要检查一下，请配合。”我听完真怒了——我是你们的观众，你们凭什么把自己的观众假想成访民和反动分子？真是反动分子会上你们这来发传单吗？你们堂堂国家博物馆，心态却如此猥琐，太不自重了吧！可领导不依不饶：“对不起，我们必须看看是不是传单。”我说我可以告诉您，里面不是传单，是书。至于是什么书，那是我的隐私，你们无权查看。“对不起，您说是书，我们必须确认，不然不能让您进去。”就这样，我们僵持着（我朋友在几米开外不解地观望着）。最后，为了给个台阶下，我提议说：“如果您只是要确认这里面不是传单，我可以让您伸手进去摸，如果摸到的不是散页，而是一本书，就证明里面确实不是传单。但我不会让您拿出来看，因为这是我的隐私。”领导立即同意了这个提议。就这样，在一群观众和工作人员以及两台手机的见证下，领导把手伸进布袋，摸索了一阵，抽出手来，默默无语地拎起布袋，递给了我。

6. 国博的事固然荒诞，但至少不粗暴。一年后，我回国办事，住在先前住的地方。才离开短短数月，满街的餐馆店铺都关闭、封门了。有天早上进地铁，发现里面水泄不通，每个人都须接受身份证检查。我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形，轮到自己时，照例心平气和地要求对方出示警证。对方拒绝，吼叫恐吓，见我依然坚持，直接喊来四五个人，连打带拽，把我拖进旁边一间小黑屋。目击乘客数十名，无人吱声。那时雷洋案刚出，我真的害怕了，以为他们会大打出手。谁知门关上后，警队的领导从里屋走出来，扮起和事佬，替手下向我赔不是，还问有没有打人，有的话他就得调监控录像确认。我有事在身，耽搁不得，无法奉陪，乃作罢。办完事再打电话投诉，对方自然踢起皮球，不了了之。

7. 以上经历必然给我留下了心理阴影。一年多前我刚确定要回国一趟，当晚就梦见一帮中国警察要逮捕我。回国三周后，我真的被捕了，不过不是在北京（此乃题外话）。

8. 前一阵突然跟M说起，很久没去过酒吧了。回头一想，其实到法国后，本就不常去酒吧，喝酒通常是在自己家或朋友家。再仔细一想，我们去酒吧最频的时候，是在北京那三年，每周都去，通常不止一次。在那样一座生硬蛮横污染严重的城市，入夜后，酒吧往往是家以外唯一的庇护所。那些日子，空气差时我们就足不出户。可这样一来，又时常一连数日困在家中，憋闷不堪，不得不出门透气。而外面浑噩污浊，有如末世之象。在那种光景下，只想躲进酒吧求醉，以寻获一点慰藉（想来也挺屈辱的）。我们去的是鼓楼一带的酒吧，好歹接点地气。三里屯从不主动去。不过这几年胡同大清理，当年常去的酒吧多已不存了吧。

9. 我丝毫不怀念北京的日子。我只想念那里的一些朋友。但大多数朋友也已离开（或将要离开）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