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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雷:“披着中国人的外皮”(1)

2019-03-02 03:07:50





 

五年前,路过布列塔尼某港口小城一家叫“在世界尽头”(Au bout du monde)的古董旧货店,看到一册大开本精装书,封面很八十年代风:背景是中国菜市场,前方生硬地剪贴了一个头戴鸭舌帽身穿花衬衫黑皮衣的西方男子半身像。我的第一反应:这是哪个法国人的中国游记,从而推测,里面的照片应该都是标准的、符合西方人想象的中国风情照。随手一翻却发现画风奇特:一开场又是维族大叔晒大麻飞叶子,又是作者cosplay新疆小哥。再看书名:Dans la peau d’un Chinois,好家伙,“披着中国人的皮”!就连作者姓氏“布雷”都充满喜感:boulet原指苦役犯脚镣上的铁球,亦指炮弹,继而引申出“累赘”之意。我意识到这是一本奇书,当即买下。在“世界尽头”遇到这样一本书,实属缘分。而谓之“世界尽头”也不算太夸张,因为再走几步就是这种景象:

事后看来,M同此书在“世界尽头”合影好似一次预言:一年后,在三峡客船上,安保人员主动将她认作新疆人,从而免去了她登记证件的烦扰(有兴趣者可看此文)。跟M一样,马克布雷假扮新疆人,最初也是缘于国人的误认:1981年,21岁的他初到中国,在翻译陪同下泛舟北海,其他船上的人望见他,都兴奋指认:“看,维吾尔人!”那时北京的大街上还碰不到新疆人。而他,身穿购于波兰的系带黑皮鞋和窄夹克,看上去也不像来自西方世界的人。

 

此前,布雷从事摇滚乐制作,来中国是为写一篇中国流行乐的报道。他应属戈达尔所谓“马克思和可口可乐的孩子”那代人中最后一拨,早年在巴黎学电影,一度是安那其主义者,对世界革命感兴趣,并身体力行,亲自考察见证革命事业在各地的发展状况,年纪轻轻就遍访了墨西哥、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地。他有过人的语言天赋,《披着中国人的外皮》成书之时(1988),他能说六国语言,有时还在法国外交部当阿尔巴尼亚语翻译。自成功假扮中国人后,布雷一发不可收拾,在世界各地乐此不疲地假扮各色人士,其乔装、分身之能力,已臻化境。他出过一本题为《披着……的外皮》的书,细数其变身史:在苏联,他是心理医生;在阿尔巴尼亚,他是严苛克己的斯大林主义者(斯大林已遭苏修批判,而阿尔巴尼亚这盏社会主义明灯又叫板苏修,在此背景下装斯大林主义者有种多重的荒诞);在菲律宾,他佯装要结婚,找中介公司买新娘;在台湾,他是造假师傅;在香港,他是新教徒;在欧洲,他是穆斯林;在印度,他摇身变成贱民……以上履历,让人想到伍迪·艾伦的《变色龙》,但不同于片中主角Zelig随环境变身以求安全感的被动心态,布雷乔装打扮的风格路线有种主动的、互动的、政治性的行为艺术范儿,更接近达里奥·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那位疯子的做派。

事实上,“dans la peau de...”是个双关语,既有“假扮”之意,也指“置于……的境况”,类似英语的“in the shoes of...”。《披着中国人的外皮》前言是作者访谈,当问起有没有因假扮中国人而害怕时,布雷说,正式假扮中国人的那一年间,他无时不刻都生活在恐惧中,担心被拆穿,关进牢里。但他不会试图为自己这番行为正名,说是为了工作,或者纯粹是开玩笑——如果在西方国家做类似之举,他会如此为自己开脱。在中国,他那样做并不是出于勇气,而是一种“绝对的需求”,他必须经历这样的冒险,以获得对这个国家、国民的真实了解。

1981年。初到中国,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宣传司工作人员合影。  © Marc Boulet

契机始于中国官方的邀请项目。他最初的身份是官方客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有关部门为他配备了一辆舒适的专车,方便其出行。当然,无论去那里,都有人陪同。布雷身为记者,不想坐专车,偏爱挤公交,近距离接触群众;他的中国陪同们为此怨声载道:他们长年受公交拥挤之苦,终于有机会坐轿车,享受一下了,却又不得不随这个法国佬继续挤公交。一名翻译对他说:“对于群众,重要的是同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接触,而不是在身体上接触!”但我们的布雷同志不愿听从组织的忠告;正如其姓氏boulet一样,他成了他们的累赘,最后只有好聚好散,分道扬镳。告别前,布雷请翻译帮了最后一个忙:帮他买套中山装。那时棉织品的购买指标有严格限制,布雷自己买不到。

中山装上身,所有人——包括外国人——都以为他是中国人。在中国的头几年,此误会一直在上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里出现了真正的维吾尔人。到了1985年,再没人把他当作新疆人了。和其他西方人一样,他们不再被叫做“外国友人”,而是成了“老外”——就连媒体和电影都这样称呼他们。在布雷看来,这一称谓并没有歧视的意味,因为他们确确实实就是“老外”。但他同时也指出,在华的非洲人——往日的第三世界的朋友,此时却被称为“猩猩”或“黑鬼”。

世道已经变样了。彼时小商品市场空前繁荣,各类西方的商品琳琅满目。而操控市场的“倒爷”是维吾尔人。他们生意红火,穿得像地中海人。在王府井,他们以高于原价50%的价格从西方游客那里收购商品,拿去倒卖,同时还以两美元20克的价格兜售大麻。他们还成立了地下钱庄,搞货币兑换,其汇率随官方汇率即时调整,在那个信息滞后的年代,如何做到这点,实在是个谜。

和“中国白人”王府井的维吾尔人在一起,右一是卡哈尔。  © Marc Boulet

布雷跟其中一位维族倒爷卡哈尔交上了朋友。他把自己的西方朋友介绍给后者兑换货币。卡哈尔做人本分,仅从每笔交易中收取2%的佣金。但相比地下钱庄,布雷更感兴趣的,是大麻的生产销售过程。于是卡哈尔把自己喀什老家的地址告诉了他,让布雷找自己父亲帮忙。

喀什。  © Marc Boulet

1985年10月初,在火车和长途巴士上颠簸了一周后,布雷终于来到了喀什。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卡哈尔的父亲。布雷说明来意,然而对方没有时间,帮不上忙。他建议布雷去麦盖提,那里是中国最大的大麻生产地。然而,此地严禁外国人进入,布雷要去的话,务必乔装打扮成中国人。经过一番思虑,布雷决定铤而走险。东市买皮鞋(打着补丁,气味难闻),西市买衬衫(带褐色斑点,当地流行款),南市买软帽(褐色鸭舌帽),北市买灰裤。此外,还有个关键装备:腰间的西瓜刀。卡父见到他的新造型,赞不绝口:

 

“帅得很!现在你是我们的人了,你是维吾尔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很好,很好……你还要留胡子,不要经常刮。还有,千万要记住,你是聋子和哑巴,你一说话就露馅啦!”

伪装成维吾尔人。  © Marc Boulet

喀什到麦盖提两百公里,路上得花两天。一车五十人,一半人站着。成为中国人意味着放弃外国人的各种特权,布雷跟其他人一样排队,肩碰肩肘顶肘,推攘着上下车,在招待所找床位。


布雷总结了装扮中国人的窍门:不得彬彬有礼;始终保持漠然状;行走要缓慢;摇头、晃动肢体时要显露出马克思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疲态;无论面对何种情况,都应表现出听之任之的态度——一旦流露出焦急或紧张的情绪,都可能暴露出他真实的社会出身。要学会自我控制,行为举止应粗、糙、脏。要随地吐痰,不分场合地挠痒、擤鼻涕,吃完西瓜后应毫不犹豫地用衬衣擦手。到后来,他学会了至关重要的一项技能:像中国人一样蹲着(尽管蹲久了他会疼痛难忍)。


与此同时他还得装聋作哑。相对而言,作哑比装聋要容易,因为人毕竟难以控制自己的感官,难对外界的各种声响充耳不闻。终于,巴士驶到了麦盖提。布雷已经30个小时没有说一个字了。这种感觉并不坏,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多数时候是因无话可说才开口说话的。时值正午,天气炙热,人人都在午睡,路上空空荡荡,高音喇叭播放着中央精神和天气预报。他一个人漫无目的地闲逛,不知去哪找传说中的大麻地,一下午过去,一无所获。天色渐晚,现实问题出现了:怎么办?上哪睡?总不能在麦盖提的监狱里吧!


他遇见了一个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似乎田里也只有他一个人了。布雷孤注一掷,上前打招呼:

        “你好……”
        “你好!”
        “我能跟你说话吗?”
        农民停下手中的活,望着布雷,未露疑色。只见他直起身,走到田埂上蹲下。布雷也陪他蹲下。
        “我不是中国人。我是外国人……我是法国人。我父亲是农民,他想种大麻,他说这个好赚钱,但在法国我们不知道怎么加工大麻。你能帮助我吗?你能教我吗?”
        农民继续以不露疑色的目光望着他。布雷不清楚他是否相信自己那番话。末了,农民叹了口气,说:
        “还要等两周才能收割呀。”
        布雷重复先前的话:自己是外国人,此地不能久留……
        “你可以在我家里等。我把你藏起来!”农民毫不迟疑地说。布雷如释重负地接受了邀请。
 

上:大麻地。下:雌株。  © Marc Boulet

收留布雷的农民大叔叫买买提。他家有三间房,一间由他两口子和孩子住,一间客房,一间给他的三只羊住。买买提的妻子热情好客,领着布雷去客房。接着就是男人们的时间了。买买提邀来朋友,同布雷饮酒、飞叶子。次日,买买提领着布雷参观大麻地。远远地,响着公社喇叭的宣传广播。布雷感觉在麦盖提,只有两样东西是存在的:大麻和喇叭。买买提给布雷上了种植加工第一课:教他辨别雌株——只有雌株能产籽。买买提给布雷看大麻籽,色泽尚绿。买买提说:“再过两周,它们就熟了,黑了。”

 

买买提晒大麻。  © Marc Boulet

在麦盖提眩目的阳光下,布雷忘记了法国。他成了中国人。他不洗澡了。他不吃肉了,只吃馕和白菜、西红柿。他和村里的男女老少及牲口一样,喝池塘里的水,理所当然地拉了几天痢疾。他不再去考虑未来,等明天到来就是了。


收割前一天,买买提卷叶子相庆。他从《人民日报》撕下一条边,以一比二的比例混入大麻和烟叶,悠然地抽起来。按他的说法,报纸的油墨有助于传递麻力。“我们是这么读《人民日报》的!”他笑着说。其实,买买提对时政颇有兴趣,早在1967年,他因偷听苏联敌台广播,蹲了半年牢。

 

中国式卷叶子。  © Marc Boulet

次日,收大麻。买买提的表弟阿不力孜过来帮忙。在麦盖提,没有人谈论阿兰德龙、密特朗或是卡罗琳王妃,但阿不力孜崇拜普拉蒂尼,慷慨激昂地同布雷谈论他的法国偶像。布雷偏偏是球盲,但不想泼他冷水,也装模作样地应和。他们在光天化日下收采大麻,丝毫不加遮掩。买买提说,公安人员来的话,他们就说,采这些籽粒是喂鸽子的——鸽子确实喜欢吃。


布雷则认为,上级部门对他们睁只眼闭只眼,是出于维护边境地区民族团结的考虑。因为这份默契,麦盖提的大麻驰名全国。


接下来几天,就是晾晒、捣碎、筛粒、碾压。完工后,买买提领着布雷,抽着大麻出门庆祝。走在人群中,布雷已不再担心。路上警察见到他们,不说不问。布雷写到,中国的烟叶气味多种多样,警察分辨不出大麻味。买买提说:“要是警察问我在抽什么,我就说抽烟叶!”根据他的说法,抽大麻对健康无害,只有轻微的催眠效果。但他不抽鸦片,太危险。他对布雷解释说,因为鸦片战争的历史原因,鸦片事关民族感情,做鸦片生意相当危险,是要掉脑袋的。


不过,布雷写到,中国总归是有罂粟田的。在新疆,罂粟种植主要集中在和田。买买提有个朋友,专事和田与麦盖提两地的交易:他在和田卖麦盖提的大麻,在麦盖提卖和田的鸦片。在麦盖提,一公斤大麻卖25块,在和田卖100块。买买提都感叹,这实在是笔好买卖。

 

大麻加工过程:捣碎、筛粒、碾压。  © Marc Boulet

回到北京,布雷遇见了几名背包客: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两个美国人。他们来中国是做大麻交易的,从喀什、吐鲁番和乌鲁木齐进货。布雷问他们做这个行当为何要来中国。法国人利昂内尔回答说:中国的进货成本最低,而警方对此也不够在行。他们直接通过邮局寄货,从未失手——西方海关的检查人员不会想到中国的邮包中会有毒品,同时他们会假定中国的边检同行已经检查过了。确实,那些年,边检的重点查找对象是反革命文字、禁书以及古董。利昂内尔甚至当着布雷的面示范了一回:将大麻置于糖果铁罐的底部,在上面堆满糖果。邮局的工作人员打开包裹检查,看到装的是糖果,就把包裹合上了。“邮费30块,罐子10块,一公斤大麻80块,总共110,不到两百法郎。在巴黎,这一包卖两万法郎。百分之一万的回报,零风险。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利昂内尔露出成功人士的得意微笑。


 

阿卜杜勒·卡拉里,中国人,出生名:马克·布雷,法国人。  © Marc Boulet

1986年6月,北京。布雷每天都会去国际俱乐部游泳。过后他会沿着长安街走到大名鼎鼎的友谊商店。商店不对中国人开放,但布雷最好的中国朋友在此出入无阻,就像在自己家似的。每晚六点,布雷都会同他以及其他十来个中国朋友在友谊商店的食堂相聚。这帮中国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穿西装、假扮华侨的北京土著,出入于友谊商店、高级饭店等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场所。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假华侨,但所有人都配合他们。商店的门卫们会亲热地拍打布雷朋友的肩,跟他开玩笑,谈论热天气和女孩子;假华侨朋友则会递上几条烟。他自1979年起就开始做这份营生了,除了从友谊商店倒货,他还从即将离开中国的外交人员那里低价购得汽车、电视和冰箱。

后来那位朋友连西装都不用穿了,因为他弄到一张中国银行的身份证明,国籍标记的是美国。这位朋友的事迹启发了布雷。在中国生活了这么久,他想完完全全成为中国人。经过仔细思考,他意识到,他需要的是一个章印:在中国,一纸公章的效力是毋庸置疑、无所不能的;对一个公民来说,公章能带来一切:房子、婚姻、票证、工作、护照……没有公章则寸步难行。此时的布雷,中文水平突飞猛进,伪装技能炉火纯青,他只需一个公章,就能成为如假包换的中国人。那时,工作证是最有效的身份证件。有时,员工可以自购空白工作证,拿去单位填写、盖章。布雷也轻而易举地弄到了一个空白工作证。接下来的一个月,布雷苦练刻章技术,终于能刻出足以乱真的公章。

于是,在26岁那年,布雷重生了。他决定投胎做哈萨克族人,因为人人都知新疆除了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族,但没人认识真正的哈萨克人。他决定把单位填成“库车县艺术剧团”,那里因妇女貌美而闻名。在职业选择上,他决定做“舞蹈演员”,因为相比演员、出纳或木匠,决不会有人要他证明其舞蹈演员的职业才能。

他拿着假工作证去宾馆登记,前台人员检查了一下证件,一言不发地递还给他。他不再是老外了!他是阿卜杜勒·卡拉里!
 

© Marc Boulet

成为中国人后,遇到别的中国人,他们对他再没有面对老外时的害怕和矜持。对于汉人来说,他就是新疆人,至于是哈萨克族还是维吾尔族,有什么区别!既然他是外地舞团的艺术家,他也就不属于京城新疆倒爷帮。汉人对他格外欢迎,请他喝酒,谈论他的剧团,对他充满好奇。他们会说“我们中国”,布雷也回应:“我们国家……”他们一起拿老外打趣,调侃他们猪红色的皮肤,猴子似的毛茸茸的身躯,兽类一般的眼睛:颜色像猫眼,尺寸像牛眼。咱们国家,地大物博,历史悠久,革命成就硕果累累,够那些蠢老外开眼了!

 

他们把布雷的法国口音当作新疆口音,并恭喜他说,他的汉语比绝大多数新疆人要说得好。没有人怀疑过他的身份,相反,他们有时会打趣模仿他的“穆斯林口音”、“羊肉串口音”。偶尔,他听到他们低声谈论他,说这个新疆人身上有股羊膻味。“这绝对不可能!”布雷在书中抗议道。

 

阿卜杜勒(左一)与维族朋友在广州。  © Marc Boulet

他对自己的造型下了番工夫。鸭舌帽、小胡子、不加修剪的大胡子、拖鞋、脏脚脏手脏指甲。他始终穿同一件鹅屎色的尼龙衬衣和同一条黑裤子。他不再洗澡,全身散发着汗臭味——不过同羊膻味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人们对此毫不介意,因为人人身上都是同样的气味。让他难忍的是化纤的体感。后来他发现他的同伴个个都把裤腿卷到膝盖上,他也如法炮制,顿感清爽。


他不再需要完善自己的打扮了。他不必再想这方面的事情了。他成为中国人已久矣。


在餐馆,他挽着裤腿蹲着吃饭,挠痒,打哈欠,不加遮掩地咳嗽。他不再对邻座微笑。如同在麦盖提,他吐痰、在公共场所抠鼻、拿衬衣擦手。他明白,有五个词中国人是不说的:“请、谢谢、对不起、你好、再见”。要放弃白人那种自动的虚伪,实非易事。这是他成为中国人唯一的障碍了。他感觉自己无法理解,为何中国人不爱使用礼貌用语。在中国,礼貌礼节似乎是外国人和国家领导人的专属品质,不得推而广之。


他得出结论:说来也许让人惊讶,我们仍是一个农业国家的人民,我们不了解西方国家的礼节。但我们不应为此妄自菲薄。我们身后,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收音机和媒体每天都在重申这一点。

 

他在一本《妇女指南》(河南科技出版社,1986)读到一篇相关文章,题为《遇到外国友人该怎么做》:
 

遇到外国友人时,应落落大方、友好、讲文明礼貌。如果在公园里、大街上或者其他公共场所遇到外国友人,应抬头打招呼,说“你好”。如果外国朋友主动握手、提问、说话,应注意礼节,不要害羞,不要逃跑。当你说话时,要不卑不亢;称赞对方时,不得夸大其词。要保持谦逊。跟外国友人说话时,有一条基本原则:不要直接询问对方的年龄,尤其不要问女性的年龄。不要问对方工资多少,有无妻子孩子。不要问对方身上衣服的价格。这些都是不礼貌的行为。如果外国友人想找你拍照留念,不要逃跑。如果不想拍照,可以同他握手并礼貌地拒绝。不要围观、尾随外国友人,或是对其指划。不要谈论他们的相貌、肤色和习惯。这些都是不礼貌的。

他注意到,成为中国人后,姑娘看他的眼神也不一样了。当他是白人时,她们会好奇地看他,目光相遇后,她们会露出羞涩的微笑。而今他是新疆人,一点都引不起她们的兴趣了。她们会扭头耸肩,气恼地嘟囔:“他妈逼的!”


他还发现,中国人完全不像外国人所认为的那样缺乏性生活。这个偏见如此谬误,就像说“毛主义适合我们”一样。作为一个披着中国人外皮的在中国的外国人,布雷说,他可作证,中国人丝毫没有“神秘-禁欲-古老-封建-革命”的性冷淡。上下班高峰期,公交车或地铁上,许多人把手伸向姑娘的裙底,或是用裆部在姑娘身后磨蹭——当然只有在夏天他们才有机会这么做。布雷的女性朋友常向他抱怨她们遭受的这类“抚摸”。据她们说,最常骚扰她们的是农民工。

 

上:阿卜杜勒·卡拉里在北京某宾馆的发票。中、下:十元纸币及外汇兑换券  © Marc Boulet

后来,布雷自己也成了个倒爷,从早到晚,他跑遍京城各家高级酒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北京饭店、友谊商店。门卫当他是假扮洋人的维吾尔人,对他放行。他从这些地方买进高档香烟(因为他的穿着让人信服,他甚至可以用人民币而不是外币付款),再拿到小餐馆或小商铺那里去倒卖,一个月下来能赚三四百块,是北京人均工资的四倍。这足以应付他的一切开销:旅行、餐馆和住宿。他跟那些假华侨倒爷一起交换信息,抽烟喝酒。


在某些特定场合,布雷需要亮出自己的外国人身份,无不遭到对方的耻笑:“假洋鬼子!”布雷在书中对法国读者解释说,此称呼出自鲁迅的《阿Q正传》。

 

“换钱!”中国女子同外国人兑换货币。  © Marc Boulet